评:娱乐圈缘何成为涉毒“高危人群”

2011年05月12日00:00

来源:北京日报

担任禁毒大使的酒井法子于4月7日参观北京禁毒教育基地。

本周一下午,孙兴召开发布会,向公众道歉。本报记者 李继辉摄

  本周一,孙兴、莫少聪因吸毒分别于北京和香港召开记者会,向公众公开致歉。

  也许,毒品风波在娱乐圈产生的影响,远没有外界臆想的那般强烈。

  当公众兴致勃勃地谈论所谓“毒星”时,一位圈内人却觉得这纯属小题大做。在他看来,有关“娱乐圈等于毒窝”的印象,是在明星效应作用下被媒体夸张放大的结果。“不只是娱乐圈在吸毒,整个社会都存在吸毒现象。”

  圈外的观察者,同样无法孤立地谈论娱乐圈的毒品话题。社会学者邱泽奇认为,所有造成娱乐圈涉毒的深层原因和运作机理,都同样适用于圈外的社会群体,只不过这个“圈”的特殊性,使其更容易被毒品所侵蚀。

  由此看来,从社会角度剖析娱乐圈内部的涉毒心态,更具有一种标本意义。

  [ 涉毒·诱惑 ]

  割掉神经,透支快感

  莫少聪和孙兴吸毒消息被曝光的当天,他们的照片便出现在“北京禁毒在线”网站首页的“新闻图片”栏目里。与他们比邻而居的是歌手谢东和台湾女艺人萧淑慎。巧合的是,这二人都于近期曝出了三度吸毒被拘的丑闻。

  “他们绝不是最后一批涉毒的明星。”网站站长、北京市禁毒志愿者总队宣教中心主任董光的语气十分肯定,“一定还会有艺人前仆后继,替我们去更新它,他们不会让这个栏目寂寞的。”

  谁会是下一个入栏的“毒星”呢?

  就在莫少聪和孙兴被拘后不久,一份据称涉及“7位天王天后”的演艺圈吸毒名单突然开始流传,并引发了一场近乎全民参与的“猜谜游戏”。但在娱乐圈内部,除了少数被对号入座的艺人紧急出面澄清外,多数人的反应却十分冷淡。

  “谁是吸毒者,在圈子里早已是半公开的秘密。”一位年轻的音乐人小Y介绍说,“玩儿大麻的比较多一些,行话叫‘麻烟儿’,分为两种,有一种可以卷起来抽的通常叫‘叶子’,还有一种叫做‘膏儿’,是经过提炼的,劲儿更大。”

  这位自称不沾毒品的圈内人,却能够栩栩如生地描绘出吸食大麻后的感受:“你去听音乐的旋律,会变得不一样,是有色彩和空间感的。”在他看来,从大麻中攫取灵感,更像是一种文化传统,“很多欧美的老牌音乐人,比如平客·佛洛依德或者鲍勃·迪伦,他们有些作品听上去很迷幻,其实就是大麻的产物。”

  还有人索性不承认大麻属于毒品。乐评人F声称:“大麻对人体的影响程度,可能远远小于烟酒造成的伤害,而且少量吸食并不会上瘾。”他甚至认为,并非娱乐圈的人热衷吸毒,而是圈外人对于毒品的认识过于滞后,比如“在一些国家和地区,就已经或者正在实现吸食大麻的合法化。”

  对于上述吸毒理由,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邱泽奇谨慎地将其称作“寻求创作灵感的极端方式”。这位长期从事毒品问题研究的学者并不否认,以大麻、K粉为代表的新型毒品能够带来精神上的快感,也不再像鸦片、海洛因等传统毒品那样容易致瘾;但他强调,这些毒品对神经末梢造成的永久性伤害,将是不可逆的。

  数据显示,50%左右的吸毒者其实并不知道毒品的这一真正危害。邱泽奇以一道选择题指出了其中的关键:“你可以通过吸食毒品来透支快乐,但是这等同于割掉你的一段神经,使你对兴奋的感知逐渐变得迟钝,从此再也无法体会正常的快乐了——你还能不能接受?”

  圈子里的“群体压力”

  2000年10月4日,电影《昨天》正在紧张拍摄中。这部以男主角贾宏声的吸毒经历为题材的影片,曾一度引起极大轰动。这天拍摄的是一场有关生日聚会的戏。根据剧组留下的日记,除贾宏声本人外,当天赶来出镜的,还有导演张一白、录音师武啦啦等人。

  几年后再回顾当时的场景,似乎多少有了点儿讽刺的意味。2008年初,武啦啦和摄影师谢征宇等人聚众吸毒时被现场抓获,在他的供认下,警方当晚又抓获了著名导演张元和雕塑家米丘。2009年底,张一白在酒店吸毒被抓。2010年7月,贾宏声以坠楼的方式自杀身亡。

  近年来,被曝光的众多“毒星”之间,似乎都潜藏着一条关系链,铺陈开去,便形成了一张隐形的毒网。从事电影制作的T形容说,圈子里的吸毒者不分领域,他们可能共享同一条毒品供应链,也会经常在聚会时以毒品来取乐。有人因此戏称:“以前被抓是一个一个的,现在都是一窝一窝的。”

  然而,这种集体吸毒行为,并非娱乐圈的特有现象。

  邱泽奇提供了一个数据:97%的吸毒行为发生在群聚场合,夜店等娱乐场所是聚众吸毒的首选空间。他倾向于将集体吸毒解读为一种社交行为,参与者往往是迫于“群体压力”而沾染毒品。莫少聪在被拘留时便反复申辩,自己是因为“推脱不掉应酬而吸食了两口大麻。”

  不过,圈内人士往往否认受到了压力。在他们看来,那种“圈内老大”强迫新人“下水”或拉“投名状”的传闻,更像是圈外人虚构的故事。比如F的个人感受就是,“大家都抱着娱乐的心态,不会有人强迫你什么,你愿意就做,不愿意随便。”但他也承认,“如果拒绝的话,会给人不合群的感觉,不像是这个圈儿里的。”

  “这实际上就已经存在了群体压力。”邱泽奇描述了一个更接近事实的情景:“在群聚的情况下,一个曾经吸过毒,并且有较高声望的人说,我们来一口吧。如果这个人对你的未来构成影响,又或者你不得不在这个群体里混,屈从于这个群体的规则,那么你不从众的话,又能怎么办呢?”

  [ 曝毒·迷惑 ]

  很多人都在说谎

  几乎每个因涉毒被曝光的明星,都会找到一种看似恰当的托辞。莫少聪将吸毒的原因解释为“应酬”;孙兴则抱怨离婚后压力过大;含笑于2009年吸毒被拘,供认说第一次吸毒是谢东怂恿;而谢东在首次吸毒事发后,曾传出“误喝下毒饮料”的说法。

  “很多人都在撒谎。”在有着多年禁毒志愿者工作经验的董光看来,这些说法几乎都埋伏着可疑之处,“吸毒不是一次两次就能上瘾的,也不是短期内就能在外表显现出来的。”他端详着电脑上一张张“毒星”的面孔,“你看他们和平日里的反差有多大,眼神都是涣散的,根本不敢直视镜头。”

  董光认为,这些托辞或谎言说穿了就是“找辙”:他们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受害者,以赢得公众的同情,这样当他们获释后,便可以从容地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。在某种意义上说,从他们被曝光的那一刻起,“毒星”们便有意无意地在为自己重返娱乐圈留下了伏笔。

  毒品这个话题在娱乐圈是如此敏感,以至于大多数明星都会持谨慎回避的态度。不久前“演艺圈吸毒名单”传闻发生后,只有少数被媒体影射的明星主动予以澄清外,多数明星在公开场合面对媒体追问,或为他人担保时,往往言语含混。

  “我觉得他们没有给出可以信服的回答。”邱泽奇曾在电视上看过多位明星对于吸毒事件的表态,千奇百怪的说法令他哭笑不得:“他们只要很简单地说出自己或他人没有吸毒就可以了,为什么就是不敢直接回答呢?”至于明星间的相互担保,他认为更像是一种信用交易,“看似相互支持,其实都有所保留。”

  事实上,对于那些被曝光的同行,圈内人的态度远比学者的分析来得简单。F对此十分坦诚:“当听说某人因为吸毒被曝光时,大家通常都会觉得他运气不好,比较倒霉,仅此而已。”这种心态被邱泽奇斥责为“典型的机会主义”。

  公众是很容易健忘的

  一个被曝光的吸毒者重新被塑造为明星,这样的机会能有多大?

  F认为,对于一些过气明星,一旦惹上这样的新闻,将会是“非常非常致命的打击”。但他同时指出,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毒品的认知差异,“比如酒井法子吸毒后,在中国受到的影响就很严重,而在国外反而没什么事。”然而,在近年来被曝光的吸毒者中,酒井法子却是唯一宣布退出演艺圈的明星。

  从事电影发行工作的W几年前曾有过这样的遭遇:他所参与运作的影片正处于放映前的密集宣传阶段,一位主创人员却突然卷入了吸毒丑闻之中。但W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危机:“吸毒是个人的生活隐私问题,如果没有影响工作,别人有什么权力过问呢?”

  在W看来,即使吸毒被曝光,对明星本人来说也未必就一定是坏事:“特别是对于过气明星来说,至少先赢得了足够的关注度;只要采取一定的公关手段,说不定还能帮助他‘反水’成为禁毒人士,树立起公益形象。”

  这番说辞也许不无道理。谢东、含笑、酒井法子等人吸毒后,不约而同地以禁毒宣传者的身份重返公众视野。但是,公众真的能够接纳他们的这种转变吗?W的回答是:“只要人气还在就行,公众是很容易健忘的。”

  不过,并非所有的业内人士都能如此大度地为“毒星”铺路。

  北京人艺副院长、著名演员濮存昕透露说,在人艺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演员吸毒事件,“开除了,已经过去20多年了。”今天提起这件事,濮存昕的语气仍有些沉重,“我们很惋惜,其实他是可以演好戏的,但是一旦沾染上毒品,一个生命就算完了。”他想了想又说,“个人应对自己的命运负起责任。”

  星文唱片总经理刘思齐同样不能接受“毒星”,他说这是一条底线,“一旦知道有谁发生了这样的事,关系就算彻底结束,没法再谈合作了。”刘思齐甚至觉得,明星涉毒后能否博得公众的谅解,仅靠承认错误是没意义的,“吸毒者毁掉的不是所谓演艺事业,而是他自己的真实人生”。

  [ 禁毒·困惑 ]

  没记者跟着,公益还做吗

  董光的办公桌前放着一个展示柜,里面陈列着一顶帽子和一件T恤衫,上面的“中国禁毒志愿者”标志十分醒目,旁边签着一个为很多人熟悉的名字:酒井法子。在这些纪念品旁边,还有一束早已枯萎的植物。董光说,那是罂粟。

  董光是酒井法子此次中国之行的组织者。这趟行程一度被媒体指责为“作秀”。董光坦言,这里并没有外界所揣测的那些成分,酒井法子所属的经纪公司只是想做些公益方面的事情,而她本人甚至提出,不希望与毒品问题有任何牵连,只是在北京禁毒志愿者总队的坚持下,才促成了这一活动。

  和很多类似的禁毒机构一样,曾有涉毒经历的明星要想参与公益活动,北京市禁毒志愿者总队的态度总是十分开放的。该组织的《志愿者招募通则》中明确规定:“有吸毒史、但已经与毒品决裂的人员可以报名参加禁毒志愿者。”谢东首次吸毒事发,就曾加入该志愿者组织;但在他复吸毒品后,立即被除名了。

  事实上,禁毒机构一直希望能够招募更多的明星加入志愿者队伍。

  按照董光的设想,“我们到学校或者社区里开展工作,借助明星的号召力,效果会更好一些。”但是,明星们的表现似乎并不积极。董光觉得,他们往往只在需要树立公益形象的时候,才会主动联系自己;而当禁毒机构需要明星们出面开展活动时,得到的答复却往往是“档期安排不开。”

  董光吐露了一个实情:北京市禁毒志愿者总队里的明星志愿者总数大约有二三十人,但每年组织宣传活动时,能有十分之一的明星参加就算不错了,有些人只参加了一次活动,就再也没有露过面。“真正一直在做事的,就那两三个。”

  濮存昕是少数坚持从事禁毒宣传工作的明星志愿者之一。提起同行们在公益活动中的表现,他的态度更为鲜明:“拍张照片或者拍个广告不难,难的是在没有媒体记者跟着的戒毒所里,你还愿不愿意面对存在道德缺失的人群,能不能对他们抱以最大的同情心和怜悯感。”

  董光不愿批评明星们的道德意识,而是更倾向于反思社会对于毒品话题的认知水平和普遍态度。“整个社会愿意做禁毒事业的人就少得可怜。有的人更愿意把他们的爱心奉献给流浪动物,也不会去触碰跟毒品有关的事情。”

  介入禁毒工作的宣传者越少,可能涉险的无知者越多,在恶性循环的作用之下,一个个“毒星”纷纷涌现和前仆后继,也就显得不那么奇怪了。

  学者访谈

  莫少聪和孙兴吸毒丑闻曝光后,多家媒体不约而同指出:娱乐圈已成为涉毒“高危人群”。这种说法并非耸人听闻。社会学者邱泽奇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,近年来“毒星”频频被曝光,反映出娱乐圈内部职业道德关照的普遍缺失;要想斩除这颗“毒瘤”,仅靠司法手段是远远不够的。

  问:明星真的比普通人更容易涉毒,还是这个现象被媒体夸张放大了?

  答:这两种情况都存在。明星是一个受社会规范约束力比较小的群体,因为他们的工作大多就是要突破人们的想象,但结果他们对社会规则的关注也会相对降低。在特殊情况下,吸毒会被当作时尚行为,而明星总要充当时尚的先锋,这是他们吸引公众注意力的有效方式,因此在一定场合下更易发生异端行为。

  另外,明星的经济条件往往比普通人优越,对贩毒者来说,他们是更容易直接获利的理想目标群体。因此,说娱乐圈更容易接触到毒品,并非指他们寻找毒源更容易,而是贩毒者更容易找到他们。在这个群体里,贩毒者只要找到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“知情人”,就知道他的毒品该往哪里卖了。

  问:为什么明星在中国吸毒比在美国等其他国家更易受到惩罚和谴责?

  答:中国对毒品的管制态度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、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。对中国人来说,毒品有着特殊的民族含义和社会含义。另外,美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社会,但它会在国家层面和行为自律上进行约束;中国是一个家庭主义社会,中国人的社会观念是对自己的子孙后代负有责任,因此对行为的要求也就更加严格。

  问:近年来,一些“毒星”依然很活跃,是否说明公众对他们很宽容?

  答:你可以说这是宽容,但我更愿意说这是一种“疏离”。比如此次吸毒事件中,公众更多是以一种八卦心态谈论此事,不过是拿这些丑闻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。这恰恰是一个危险信号,因为说明公众对这个群体的所作所为已经无所谓了,实际上也就等于抛弃了他们。

  问:如何才能扭转娱乐圈越陷越深的涉毒趋势?

  答:司法制度是对个人行为的防范,对于一个行业的防范应更多依靠行业自律,而行业自律要靠意见领袖和模范人物来带动。当前娱乐圈人员构成非常混杂,实际上被分割成若干小圈子,应当让整个娱乐圈形成一个有声望等级的群体,并且产生品格值得信任的意见领袖,这样有助于对圈内成员构成道德约束,使他们清楚,哪些行为是社会欣赏的,哪些又是被社会鄙视的。

编辑:祝萍